诞生和成长

（三）

“开放型”模式 vs“封闭型”模式

我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做好综合性ICU的组织管理工作。按习惯的想法，所谓综合性ICU，就是把危重病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同疾病由各专科医师负责治疗。ICU的医师可以分别来自外科和内科两大学系。故称之为“开放型”模式（open staffing model）。形式上几乎是我国各大型医院久已建立的“重病房”的衍生。没有专职的ICU医师。我认为这不是ICU。

北京协和医院综合性ICU收治病人，将以疾病的危重程度（“重症”）为标准，不论疾病的诊断、外科的或是内科的，概由ICU专职医师和专职护士负责。我参照1968年Peter以及1972年Weil两位学者的意见，对ICU专职医师和护士进行专业培训。这就是“封闭型”模式（closed staffing model）。实践证明“封闭型”能切实改善危重病人的最终预后、对危重病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更为有利。

然而，北京协和医院原有临床多专科在医教研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北京协和医院有着良好的学术“内环境”。有人很可能担心，引进危重病医学，建立“封闭型”ICU，是否会引发矛盾和混乱，甚至影响传统学科的发展。

“封闭型”ICU 与 原有的临床专科的碰撞

要发生的事终于来到。1985年，我决定将“封闭型”付诸实施不久，一位内科主治医师突然驾临我的办公室。她拍着桌子说话：“你这样搞很不好，在全院造成很坏影响。”她的傲慢惹我恼火。但是我尽力克制着自己，以日常的语气答话：“你对我下最后通牒。你在设禁区，通知我紫禁城不得入内。”她固执己见，说：“国外没有像你这么搞的”。答曰“法国就这么搞！”。我决不后退。为了避免吵架产生非理性后果，很快结束私人谈话。

不同意见，理应摆在桌面上，以平等的态度，进行洽谈，何必拍桌子。我确信：缺乏学术上的远见和开拓新领域的勇气，不是协和精神。引进危重病医学，建设ICU，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更好地为病人服务。这是协和精神。

我一生屡屡碰壁，屡碰屡输。如果屡碰屡输，不敢再碰，我就输定了。宋朝朱熹为《论语》中孔子的一句话，写下一条注解：“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我不甘心沦为大言不惭者之流。我要立必为之志，砥砺前行，实现我的理想。

ICU的人事编制

尚没有制订。我设法分批接受北京市、外省市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以弥补本院医护人员之不足。进修医师可能是外科或者内科的住院医师。他们都需要专业的培训。护士的短缺是重要问题。这个阶段，本院专职的医师和护士工作都很辛苦。

1985年，时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因急性胰腺炎入院，在ICU接受治疗。他曾经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参加过中途岛的战役。出院前，他特地赠给我一张感谢状，上面印有尼米兹将军的一句话：“Uncommon Valor was a Common Virtue”。颇有寓意。我英语水平有限，自有一番理解，铭记在心。

组建ICU专业化团队

最初10年，综合性ICU是全院各科室中发展最快的。ICU收治危重病人中，严重感染占多数，感染性休克病死率高。补充血容量，不足以纠正低血压。一旦感染加重，右室扩大可以压迫左室，室间隔左移。这是为什么？

我好奇，想应用经食道心脏超声检查方法，直视下观察究竟是怎么回事。1985年我向联合国开发总署（UNDP）申请科研基金，1987年获准。经加拿大好友McIntyre推荐，1988年我委派刘大为医师赴加拿大渥太华Civic医院进修2年。同时，我向国外订购经食道心脏超声窥镜，以备刘大为学成归来后使用。

学科的发展需要人才。1982年，专职医师只有2人：我和马遂。我需要更多地从在读的研究生和进修医师中，选拔ICU的专职医师。学科创建伊始，乔晓溪、刘大为、席修明、张力、刘刚、马晓莉、李安澜、陈彤延、邱海波、许媛、杜斌、侯百东、周建新、张海涛、马朋林、孙东旭、朱铁楠、隆云、李毅等陆续进入ICU。我采用 Safar的方法，在本院ICU危重病临床实践中，进行专业陪训。

其中7人，或者因家庭问题去了美国，例如乔晓溪和孙东旭。或者因改变专业，例如马晓莉去加拿大，李安澜去德国，刘刚去澳大利亚。他们离开ICU，不再回归。记得当初马晓莉进ICU，新婚。我对她说，做住院医师不宜过早生育。时隔不久，她怀有身孕。因为丈夫是独子，公婆急着要抱孙子。她发生妊娠反应，需要静脉点滴输液。我很生气，让她靠边站。她无奈离开了协和ICU，转学病理专业。那天，马晓莉乘飞机去加拿大，攻读病理博士后，不期和我在机场相遇。她高声叫唤我“陈主任”，神情亲切，谈往事语无怨言。回顾当年，当一位青年学生正需要老师的帮助，我不是循循诱导，教学育人，却把她列为“另类”，我有何颜面为人师耶。

再说，李安澜可能深受我脾气急躁之苦,备感郁抑。离开协和ICU，去了德国，从事家庭医师专业。她曾应邀来华讲学，特地来我家探望。孙东旭性格内向。他的博士生毕业论文，选题：“肝脏枯否细胞在感染诱发多器官损伤中的作用”，研究取得成果。他为ICU获得中国科技二等奖作出贡献。他去美国德克萨斯医学中心。多年来依然保持着联系。刘刚，做全科医师，在Victoria。他如果留在北京协和医院，可能会有更合适的前景。

乔晓溪1985年硕士研究生，任ICU住院医师。机灵而善解人意。每逢美国或欧洲学者来华访问，她是全程陪同和翻译。1987年12月，她去美国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攻读Neuroscience PhD，先后在美国几家州立大学医学院做副教授。最后在底特律医学中心，任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2018年退休。如果曾主任在世，估计他不会轻易让乔晓溪离开协和。我理解小乔有她难言的苦衷。她和移居美国的几位老协和以及ICU昔日老同事,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共45人。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之前，她每年回国探亲，必然来探望我。惜乎我老的太快，足不出户，居家阅读和写作，她时不时给我提供国外读物。廿多年间，远隔千里重洋，师生情谊不改。

我发现有一批立志国内创业者。他们是：刘大为、杜斌、邱海波、李毅、侯百东、马朋林、席修明、许媛、周建新等，他们是开拓者，也是建设者，辛苦而无怨言。他们是今天我国危重医学的骨干，是领军者。

鲍鹏山老先生曾经写道：“没有孔子，当然不会有七十子之徒，但是，没有七十子之徒，又何尝有孔子？”我不是孔子。我是一个普通人，有常人的情感，也有常人之缺点。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那么几位学生，就没有今天的我。有了他们，危重病医学能在中国生根，茁壮成长，发展成今天的态势。我也有与有荣焉的窃喜。

然而，从全局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危重病医学的引进和ICU建设，明显滞后。我们正面临着社会需要日益增长的巨大压力。1991、1994和1995年，卫生部责成北京协和医院ICU举办全国培训中心，向全国传播危重病医学的基本知识，推进ICU的发展。进入21世纪，教育部支持医学院教学医院承担危重病医学住院医师的专业培训工作。2008年危重病医学成为国家二级学科。我终于见到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的理想，这颗硕大的星星，在太空中闪出光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