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和成长

（二）

ICU发展的两个阶段，分别为Intensive Care（重症加强医疗）和 Critical Care（危重症加强医疗）。1981年回国，我集中精力筹建外科ICU（1张病床）。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呼吸机等配置到位。成立6人护理小组。麻醉科硕士毕业生马遂医师志愿报到。

1982年外科ICU建立，收治单器功能衰竭病人。做了3件事：

1、先后有两位高龄外宾患急性呼吸功能衰竭，一位是北京大学美国90岁老教授，一位是日本佛教协会会长。初建的外科ICU占用空间狭窄，我设法让ICU医师和护士小组进入外宾病房。治疗那位日本老人，我们手头只有Bird-8型呼吸机，需要高压氧驱动。病房没有输送高压氧的管道系统。每天马遂医师和我轮流着，从推车架上把灌满的氧气筒抱下来，又把空的抱上去。推车架在走廊上排成一长条。前来探望老人的日本朋友们也注意到这种怪现象。由于这这支小小团队共同努力，2位耄耋老人安好出院。

2、我和马遂医师合作，完成肺动脉漂浮导管插管，在北京协和医院是第1例。那天，曾宪九教授、方圻教授和费立民教授到场。插管成功，师生5人尽开颜。此后，1982-1998年，曾经为537名病人留置漂浮导管，每次测定结果标记在Starling曲线图纸上。这一张一张图纸见证着我们的探索和发现。因为图纸不符合病案室制订的规格，不能纳入病历。日子久了，散失殆尽。

3、采用Hinshaw 和 Cox（1972）按血流动力的变化规律，将休克分成4种类型：低容量性、心源性、梗阻性以及分布性。废除按病因分型的传统方法。我们对休克治疗更符合逻辑。

在曾宪九教授指导下，外科ICU建立，进入初期发展阶段，或称Intensive Care（重症加强医疗）。我的梦想始见之于现实。

时隔不久，日本佛教协会，以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名义，赠送北京协和医院8张病床的ICU整套设备。院领导决定把15楼1层原来的内科门诊部搬走，腾出空间。

1984年，第一家综合性ICU在北京协和医院建立。或称Critical Care（危重症加强医疗），就此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曾宪九教授亲自命名为“加强医疗科”，任命陈德昌为第一任科主任。

ICU收治病人的标准。新学科创建之初，有些医师把濒临死亡的病人紧急转送ICU，事先也不打个招呼。但是，危重病人终末期死亡率高。凡是在ICU死亡者，都纳入ICU病死率。反之，经ICU治疗，病情好转后，他的病案将随着病人转回原病区。病死率统计的根据是病案。这一阶段，ICU病人病死率高达100%。在一次全院“临床病理讨论会”（CPC）上，我对上述弊端提出批评，“ICU不是临终安护所”，“否则，干脆把ICU设在太平间隔壁，打个门洞”。不应该如此这般浪费宝贵的医学资源。语言不雅，却引起大家注意。在后继的日子里，转入ICU的、确实是应该收治的危重病人，事先经过会诊讨论。挑战是我引起来的。我必须做好工作。

法国朋友  雪中送炭

1981年，我曾应Necker-Enfants Malades 医院院长邀请，在医院贵宾室进餐，Cara教授出席作陪。Cara教授是医院麻醉科主任，兼任危重病医学科主任。Necker医院并不是我计划中进修的教学医院。在医院贵宾餐厅，我首次与Cara教授见面。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Cazalaa医师。后者陪同我多次参观该院的ICU。我和他谈得来。Cazalaa医师意味深长地说，危重病医学的理念、ICU独特的医疗功能，很可能和中国医院原有的专科发生碰撞。话这么说着，我听着也就这样过去了。

我回国后，Cara教授来北京协和医院，亲自和曾宪九教授面谈，会见了时任院长欧阳。1984年综合性ICU建立，Cara教授主动委派Cazalaa医师来北京，协助我工作1个月。工资和飞机票等费用都由Necker医院负担。.

我安排Cazalaa住在邻近的北京饭店。他工作的重点是帮我处理临床疑难病例。夜里，经常有危重病人的病情发生急剧变化。我派人把他从北京饭店接回协和医院。在Cazalaa的倡导下，ICU开展第一例血液透析。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在ICU尚未被大家认可之际，Cazalaa帮助我摆脱孤军作战的困窘。Cara教授给我精神上，专业上，有效的支持，是永远忘不了的。

在北京协和医院综合性ICU建成后，我留法的名誉导师Leger教授再次来华访问。他是总设计师。Cara教授和Cazalaa医师给我支援，也是他事先规划的。没有Leger教授的引导和帮助，我留法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