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和成长

（四）

1997年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华医学会。我的好朋友、加拿大专家McIntyre曾经对我说，“是时候了，你应该考虑筹建全国的危重病医学会。有了学会组织，对促进全国危重病医学的发展是有利的”。他说的对。单凭一个人的能力或者一家医院ICU的力量，推进危重病医学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做到与时俱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应该从哪儿做起呢？

1997年1月，中央领导罗干同志的老母亲正在ICU治疗。他每天必来探望。他发现我们病房的医疗仪器装备与普通病房不同，便问我，ICU在医疗方面与其他病房有什么区别。我向他简单介绍。可能一言两语说不请，我把最近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我国危重病医学的现状与进展”文章，交给他。

2-3周后，时任中华医学会常务副会长约我面谈。我写的那篇文章，由罗干同志发给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1997年1月29日，陈部长写上批阅意见。接着，见文章周边空白处，出现几位领导签名的批阅意见。文章经过公文旅行，最后到了医学会常务副会长的手里。他微笑着问我，是否想申请入会？我说，好呀。

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已在1985年去世。吴蔚然教授陪同我参加中华医学会的评审会议。吴教授在医学会是很有声望的人物。他详细介绍了我国危重病医学的现状，竭力推荐加入中华医学会。他讲得条理清晰。我没有发言补充。

中华医学会有一位分会主任委员带头发言。他说“美国有本杂志，名为《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美国呼吸与危重病医学杂志），两者联在一起”。再说，ICU 危重病人一旦发生疑难问题，也需要呼吸科会诊”，“所以，没有必要另立学会。”他言语平缓，保持长者浑厚的风度。接着，心内科学会代表发言火爆。他说，“心内科的危重病人，只能送CCU。送别的科室，都死了”。2位大人物发言如定海神针。我们的申请，很快被否决。

多年来，生活坎坎坷坷，我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面对质疑和挑战，我将从容处置。在吴蔚然教授没有提出正面应对之前，我将保持沉默。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大家很可能怀疑我名不见经传，不堪担当组建全国学会的工作。会议在平和气氛中散会。

吴蔚然教授和我一起走出大门。他对我说：“他们不懂Critical Care Medicine是一种Medicine”。吴教授的话切中要害。眼下中国的医学界，甚至某些领军人物，对危重病医学在国际上的发展，置若罔闻。这等时刻，吴教授和我在一起，说着心里话，我感到温暧。我不是被遗弃的孩子。

身居中华医学会高位者，多以博学多识而闻名于医学界。他们的意见可以左右学科发展的命运。然而，有些问题令我费解。美国危重病医学会（SCCM）早在1970年成立。危重病医学在欧美兴起，已经形成可观的态势。1991年卫生部指定北京协和医院ICU成立全国培训中心，先后在1991、1994及1995年3次举办全国ICU培训班。1996年曾经以北京协和医院ICU名义，召开全国危重病医学会议。1993年第6届世界危重病医学会联盟（简称WFSICCM）大会在西班牙举行，我获“中国代表”资格。这些都是事实。

本次发言中，中华医学会那位分会主任委员首先以《美国呼吸与危重病医学杂志》举例说明，“不必另立学会”。但是，若干年后，我查阅美国医学杂志，明文记载着美国胸科学会（ATS）曾与欧洲危重病医学会（ESICM）联合召开一系列学术会议，促进共识。ATS把原名《American Review of Respiratory Diseases》（美国呼吸疾病杂志）改称《美国呼吸与危重病医学杂志》，意在争取多学科合作，并非甲方可以替代乙方。至今美国危重病医学会（SCCM）依然独立存在，并积极影响着学科在全球的发展。

从我国现状来看，北京协和医院成立综合性ICU，到申请加入中华医学会，也有13 年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ICU床位数仅占医院床位的2.13％。美国发表ICU资源调查报告显示，美国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的比例平均为8％。此外，若以我国市级以上医院和医学院教学医院为调查对象，没有ICU的医院约占16.2％，相当于美国70年代的普及水平。

由此可见，成立全国性学会，以促进我国危重病医学的发展，是大事不是小事。我曾经设想，中华医学会将热情赞同创建中国危重病医学会，并给以大力扶助。我的设想失之于天真。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孔子那段话中，前4个“知”，是指“知道”，最后一个“知”，指的是“智慧”。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在现实社会中，所谓博学多识之士中，久而久之，不乏有些人潜意识地认为自已是优秀的，世界上诸多事物大致上都在自己原有的认知范围之内。他们没有觉察到，此等行为可以遏制新生代的创新思维。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不知道”。此乃苏格拉底之所以是苏格拉底也。

同年（1997）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分会成立。中华医学会的评审结论已经成为过去，不可能挽回。我能退到哪里去呢。里尔克说;“好好忍耐，不要沮丧。如果春天要来，大地会使它一点一点完成。”

有一位朋友曾助我一臂之力。他是复兴医院席修明医师，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ICU进修。他帮助我联系北京医科大学伍贻经教授，时任中国病理生理学学会理事长（1990-1995）。他是位慈祥的老人，他耐心听取我的叙述，很痛快地表示支持。恰好候任理事长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部病理生理学科主任薛全福教授（1995-2000）。

我向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提出入会申请。要知道，一个基础医学的学会，要接纳一个临床医学的学会，实乃破格之举。何况北京协和医院引进危重病医学是国内第一家。申请报告首先在京常务理事会上讨论。有人担心，“费了心血组成，以后有了机会，人家独立，离开我们，白辛苦了”。薛全福理事长明确表态，“在危重病医学会开创之初，我们扶持一把。长大了，起飞了，我们也办了件好事”。在我面前，有一扇门被关闭，另一扇门打开了。薛全福教授这番说话是前辈传给后来人的慈母般爱心和茁壮成长的期盼。

薛教授据理力争。中国病理生理学会下达文件，批准成立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1997年，中国科技协会正处于调整各学会组织，暂停发展的阶段。然而，中国科技协会破例下达给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批准正式成立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实乃非寻常之举。国家科学技术部在批复文件中，规定在国内命名为“中国病理生理学委员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在国际上可采用“中国危重病医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Critical Medicine，CSCCM），利于交流。我读到上级文件，真是又惊又喜。薛全福教授实实在在的办了一件大好事。

1997年9月17-19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第二届全国危重病医学学术会议和第五届呼吸与缺氧学术会议，有临床医师200余位，病理生理学会会员50余位参加。他们代表着全国33所医科大学（包括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和127所医院（包括香港8所医院和台湾长庚医院、荣民总医院）。在1997年第二届全国危重病医学学术会议和第五届呼吸与缺氧学术会议上，宣布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我当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2002年9月连任第二届主任委员（证书）。

几张普通的照片，一纸平凡的证书，见证着我曾经的历程，八千里路的云波皓月。

春天终于来到。曾宪教授教导我们：“外科学是随着基础医学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认为ICU是临床基础型研究的良好临床基地。现在，中国病理生理学会接纳危重病医学为一支分会，是在基础与临床医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成立大会上，我眼前所见，一片勃勃生机。危重病医学有着一种鲜活的力量。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