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和成长

（一）

北京协和医院ICU是怎样诞生的？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他的声音唤醒了迷惑的一代，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科学从闭锁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北京协和医院ICU诞生了。

曾宪九教授深感10年的蹉跎岁月对外科发展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他抓紧时机。1979年他委派我出国学习，为期两年。危重病医学是新生的学科。曾教授多次嘱咐我，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外国人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他们在想些什么”。考虑到我中学和大学法语教育的背景，我的老师授意我去法国。那年，法国巴黎第5大学外科Leger教授正来华访问，欣然接受我去巴黎Cochin医院进修。“人无两度再少年”。我47岁，很幸运抢得了时间。我以青春的激情和好奇，拥抱两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是危重病医学，一个是巴黎。

危重病医学的发源地是欧洲和美国，不是中国。我的老师曾宪九教授要我把危重病医学引进到国内来。这项任务，对我来说，是责任，也是礼物。曾教授给我指出一条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我留法学习只是开始。

走进巴黎

1979年我笫一次进入Cochin医院的ICU。我缺乏内科的基本知识。不知道什么是“前负荷”，什么是“后负荷”。法国医师的日常用词“Ptdvg”（英语LVEDP），我不懂。每天病房巡诊，一头雾水。大家对我彬彬有礼，却没有老师带教我。有位好心的法国住院医师告诉我，医院附近有家Gibert Jeune书店。我在那里找到一本书，专讲血流动力学和病理生理学，行文简练，附有很多示意图，容易读懂，我如获至宝。

有一天，一位主治医师约我周末到他办公室去一趟。对面就坐后，他递给我一支笔，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要我勾划出低钠血症的临床分型，由此推断临床治疗的原则。“只谈框架，不谈细节”。他提问题，不解答。老师注意到我学习基础理论，缺乏逻辑推理能力。知其一，不及其二。结束面试，他说“不要自卑感。好好读书”。学习不是“抄袭处方”（copier les recettes）。

此后，我领取了巴黎医院医学图书馆（Bibliotheque Medicale des Hopitaux de Paris）的读者卡。每天下午提早下班，直奔图书馆。这家图书馆的特色是储藏各国著名期刊，只准馆内阅读，不准外借，保证读者能找到各自需要的文献。我在长桌上找到座位，只见周围的法国年轻医师，专心致志，奋笔疾书。这种氛围有强烈的感染力。我抓紧时间写好笔记。第一学年，写了5本阅读笔记，比国内勤奋多了。我心甘情愿坐一年冷板凳。

医院离大学城不远，出了地铁站Faubourg-Saint-Jacques，是一条石子路。周围几幢石头建筑的楼房，没有商店，没有杂音。在石子路上走着，一丝灵感，我发现我正走在“唐僧去西方取经之路”上，心慢慢平静下来。

留法学习的第二年，即1980年，经Leger教授推荐，法国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等行政当局批准，我获得“巴黎公立医院医师”资格证书，进入Ambroi-Pare医院，参加临床工作。医院座落在Rolland-Garros网球场附近，离大学城远了。带教老师是主治师 F 。她知道我上班要赶一段路程，愿意开车前来接我。此后一个月，每天旱晨，在大学城对面的Parc Montsouris 公园大门前，总有一辆小轿车开来，在我面前停下。F 医师喜欢聊天。她说，负责血流动力学和心导管组的主治医师，满脸大胡子，虎视耽耽。这位老兄，心倒是好的。她说得不错。人不可貌相。F 带着我学习，平息了我初到巴黎时的紧张情绪。几位住院医师和护士，给我很多关照，帮助我融入科室的环境

然而，我的学习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主治医师屡次突击式面试逼出来的。一天早晨，应一位主治医师召唤，进入他的办公室。他要我当即在墙头记事板上，画出左心房和左心室的压力曲线，标出各波段的时间长短，说明各波段的意义。我的回答使他很不满意。老师问我住哪儿。我告诉他，清晨在路灯没有熄灭的时候出门，需要倒两次地铁，再换公交车。他不在意地追加了一句：“很好，你乘地铁，就可以读书”。他话没错。在巴黎的地铁车厢里，总有法国人，站着或坐着，手不释卷，在读着书。这是事实。

身处异国他乡，无论生活或者工作，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彼此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在Ambroise-Pare医院工作，是我在巴黎学习最有收获的一年。

巴黎，几分典雅，几分浪漫，烘托着历史古都的荣光和文化名城的魅力。露天咖啡座的咖啡洗涤人的心灵。那年，没有黄马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