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3-28 初稿 AAA 2022-4-28 完成
陈德昌(北京)
一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1854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收到军务大臣的委托信,几天内她赶赴战地服务。她是统计学家。分析军事档案,她发现约16000多名士兵因受伤后得不到必要的救护而死亡者,远比死在战场上的更多。于是,白天,她坚持在医院大厅内巡视,认真观察。夜间,她提灯夜巡,挨个看管伤员。她努力的结果使战地医院死亡率降低2/3。她的关爱和服务,令战士们深受感动,称她是《提灯女郎》。美国诗人Longfellow(朗朗费罗1807—1882)写诗一首,赞美南丁格尔。
1860年,她在伦敦建立“南丁格尔护士训练学校”。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正规护校。她重视护士道德品质教育,并且规定护士必须接受医院的正规技术训练。从此,护士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到1890年,经过30年的护理教育,培养学员1005名。南丁格尔一生中,写了多部著作。由于她的努力,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1859年,南丁格尔完成《医院摘要》一书,对医院管理不善、环境脏乱等问题,提出批评。1863年,她写道:“把病人安置在一间由手术室毗邻的小房间里,直至病人恢复,或者至少从手术后的即刻影响中解脱出来”。“小房间”模式,导致手术后恢复室以及ICU相继问世。南丁格尔提灯夜巡的精神对今天ICU的护士仍然有着指导意义。即便有多种高技术的床边监测仪,ICU护士不能因此疏远病人,错失发现临床出现问题的时机。
南丁格尔应用统计学,分析档案资料,受到启迪。她理念的形成,有事实的依据。南丁格尔是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员第一名女性会员,也是美国统计学会的名誉会员。
近年来,血液透析、ECMO等先进技术相继应用于临床。护理学被提升到新的高度。1976年,美国为经过考核的ICU护士颁发证书。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Maureen Harvey是当选2002年美国危重医学会(SCCM )主席的第一名护士。这种前景令世人瞩目。
二
1981年回国,我学习南丁格尔的理念,借鉴法国的以及1970年美国危重病医学会创办者的经验,着手开发ICU新天地。赴巴黎学习,我才知道,没有床边监测仪、没有呼吸机等新技术装备,不可能建立ICU。然而,ICU要取得成功,必然需要勤奋的、受过特种训练的护士来完成大量工作。1958年Peter Safar在创建第一家ICU之初,规定ICU护士必须在危重病人集中的病房,接受“有组织的培训”(organizational learning)。
但是,北京协和医院尚没有制订ICU的人事编制。1982年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才有可能从外科各病区物色合适的人选。尽管外科ICU只有一张病床,我坚持需要6位护士,少了不行,凡事开头难。我找到6位志愿者,她们是史丹胡、李燕、宁素茹、邢秀珍、高玉华和王丽华。她们机灵、乐观、未婚、21-24岁。具备这些条件的6位外科护士志愿加盟,我喜出望外。1982年笫一次成立专职的ICU护士小组。曾宪九主任亲自到会并讲话。
所谓创建,就是从零点起步。女孩子善于治家过日子。她们把椅子、桌子、柜子、瓶瓶罐罐、布置妥当。虽然简陋,却生气勃勃。1982年某天,一张病床的外科ICU开门收治危重病人。
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综合性ICU,扩增至7张病床。收治的主要标准是疾病的严重程度,亦即现在统称“重症”。不按原发病因而区别对待。外科、妇产科和内科等危重病人,一概收治。
为弥补本院医护人员之不足,我们分批接受北京市、外省市以及军队的进修医师和护士。实践告诉我,1张ICU病床需要3-4位护士。维持这样的“护士/病床比例”,可以加强对危重病人的巡视和照顾,降低病死率。然而,护士的短缺是重要问题。进修护士需要接受ICU临床实践的培训,才能跟班当个助手。北京协和医院几位早年ICU专职护士,工作和生活都很辛苦。
后排 右二 史丹胡;右三 孙红;右四 宁素茹;右五 护士长 黄世荣;右六 李燕 左一 张秀梅
前排 右二 孔令辉;右三 赵冬红 (其他是进修护士)
护士作为女性,有着性别特异性的人生价值观。她们珍惜自己的独立,做好职业工作,因而受到重视。一旦结婚,她们也要求自己对家庭负责,做个好妻子、好母亲。按“社会时钟”,女孩应该在25或26岁结婚。护士面对着双重的挑战。我要正视并尊重“性别自由”。
时隔40年,回头看。男性医师很少因为家庭负担过重或者夫妻感情不融洽而影响专业。护士女性,为养儿育女,侍候老人,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婚后容易遭受夫妻生活不可预测性的改变而衍生的焦虑,使她们不能像25-30岁那么专注自已的专业工作,甚至放弃。因此,我特别珍惜护士为ICU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不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惦记着她们。
三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老楼,15楼1层的长廊。长廊的左上方,挂着一块牌子。“加强医疗科”是曾宪九教授亲自为科室命名。5个大字,赫然入目。人去楼空,记忆犹在。谢谢董琳给我珍贵的照片,勾起我的心声。套用一位老协和人的一句话:“这条长廊不长,步行几分钟足矣。这条长廊很长,ICU 就从这里走出来”。
实际上,我是回国后,在临床实践中,与ICU护士同步成长起来的。记得创建的早年,曾收治一名警察,他在抓捕罪犯时摔倒,重度颅脑创伤。开颅术后脑室引流。在ICU期间,曾经4次心跳骤停,每次都在上午9-10点钟。ICU护士孙红,发现心跳骤停与使用甲氰咪胍有关,当时给药方式是经三通管推注。她果断改为静脉滴入,再也不发生心跳骤停。回忆往事,我作为一名ICU医师,深感愧疚。ICU护士站起来了,对我是励志,是鞭策。
孙红1983年进入ICU。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容易贴近病人。在紧急时刻,她反应敏捷,与医师配合默契,不张扬。1994年,经考虑,我认为孙红是合适的候任护士长人选。找她谈话。谁知她一反常态,板着脸说“我是护士。当护士长,不干。”我晓之以理,使其就范。按ICU建筑模式,病床在周边,护士站位居中央,低矮的围墙,开放型。护士长办公室占一小块地。
每人都会有一分隐私,难以言语。做老公的在外受了窝囊气,回家找老婆发火。反之,老婆可以抓着老公吵架。生活中遇到问题,需要及时发泄。如若不然,即便再碰上一些小事,也可能崩溃。其实,事无大小,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各人对生活的认知和体悟,不可能一样。
孙红不爱坐办公室。曾经有个别护士或者医师,在她的办公室靠近门口的椅子上,蜷缩着,低着头,冥思着。在那里,他们似乎得到片刻的超脱。孙红从来不呵斥他或者她。默默中,孙红给他或者她一分理解,一分安抚。在危重病人集中,险情丛生的ICU,她以女性的体贴,营造一种温和的、缓冲的氛围。作为护士长,孙红能做到这一点,比她的知识和才能更为重要。2003年她奉调离开ICU,任外科总护士长。她为北京协和医院ICU护理工作奠定了专业的基础。
2015-2016年,孙红赴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先后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那曲、阿里,参加基层培训等工作。海拔4000-5000米。2017-2021年,每年回拉萨指导专科护士培训。计算起来,她近乎耳顺之年。我希望她退休后不要停止工作。我很想看到孙红不放下她的“提灯”。
孟彦苓是后来人。1996年到ICU。她的老师是孙红和杜斌。榜样就是力量。2015-2019年,她先后帮助杜斌医师组建东院和西院的内科ICU(MICU)。孟彦苓有事业心。她说过,“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同事的情绪,更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病人”。多年ICU的工作经历,加强了她的自我制约能力。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提灯女郎”,后继有人。
2019-2020年,孟彦苓参加第5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任护理部副主任。举办西藏自治区首期手术室/重症专科护士培训班。2021年重返西藏拉萨、日喀则。获“优秀党员”称号。
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这是病毒向人类发起一场残酷的战争。北京协和医院听从党的召唤,在2020年1月,由院长张抒扬、副院长韩丁亲自率领医疗队,紧急赶赴武汉。孙红奉命率领第3批医疗队援鄂。主要成员是ICU专业护士。孟彦苓,2021年8月重返拉萨和日喀则。同年10月回北京,参加西城区疫苗接种工作。
在执笔写这篇文章之际,我通过微信,请孙红写一些她在武汉的故事。回答“我没有故事”。这就是故事。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孙红。
孙红和孟彦苓,她们2位把北京协和医院ICU的种子播撒在西藏大地上。我在创建之初,没有想到ICU能发展到这等态势。ICU扎根协和,把院内危重病人服务好。ICU要走出医院围墙,把社会大众服务好。在抗疫战斗中,用关爱和专业,从死亡线上,把生命夺回来。我坚信南丁格尔“提灯”的光亮是永恒的。
2022-4-28 完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