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9-12

1947年，我进原震旦大学医学院。第一次做生理学动物实验，把乌龟斩首，取出它的心脏，安置在支架上。从血管内注入不同液体，分别把心脏的搏动描记在一张烟鼓上熏黑的纸上。心脏在离体的条件下，仍然能自主搏动。从来没有见过。好玩。

第一次，做微生物学实验，老师给学生每人发一根牙签，在各自的牙齿、舌头上，拭擦一番，然后涂片，在显微镜下观看，只见满视野的微小物体，圆球样的、杆状的、螺旋型的。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微生物，在人的口腔、鼻腔，肠道以及其他自然体腔内，都有，而且大量存在，统称为细菌。简直不可思议。我从来以为口腔是干净的。病从口入，细菌是外来的。

两项实验很简单，慢慢地引起我的思考。随着学年增长，疑问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顿地搏动着。那颗不知疲劳的心脏，总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有人短命，有人长寿。为什么？

在显微镜下，我看见多样化的微生物、尽管他们很小，他们也是生物，有着自己的生命，永久地生活在庞大的人体内。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时不时地会给我们添些或大或小的麻烦。最后，微小的生物把大生物整死了。为什么？从此，我以不同眼光看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早期的医学启蒙教育引起我童稚般好奇心和求知的兴趣。我对生理学情有独衷 。

1939年我上原中法学校。有一天，妈妈给我擦脸，发现颈脖子双侧有成串的、肿大的淋巴结。当年没有抗生素，我家众多亲戚，年青的，年老的，多数死于结核病。谈病色变，犹如现在听到癌症一样。妈妈送我去放射科诊疗所。有位海归的名医叫张驱病，经胸部摄片等检查，决定深度X线照射治疗。我定期去他的诊所。与此同时，妈妈照常每天送我上学。不动手术，不淌一点血，颈部肿大的淋巴结全部消失。真是奇妙。我满以为结核菌在体内势必全军覆没。

最初，我对内科感兴趣。认真的临床检查，加以推理思考，可以做出临床诊断，进行合理的治疗，而无创伤。青年时代，内在性兴趣容易受教育环境的影响。作为见习生，我见到外科医师手术刀在握，剖腹探查，直视下目睹病灶所在，而后切除之。不必隔着肚皮揣摩。内科医师注意生理学。外科医师注意解剖学。           我转而选择了外科。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错误的。我天生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双手操作技巧。对解剖学，我感到厌烦。然而，错误的选择，竟给我一次非寻常的机遇。知识的领域为我敞开了大门。1958年大跃进，炼钢厂力争超产，违规操作，生产线上的炼钢工人全身被严重烧伤。尚没有治疗成功的先例。第一次见到体魄强壮的青年工人，被倾倒下来的灼热钢水，引起的车间大火，烧成这般模样。我不可抑制地对他们产生了同情心。2位烧伤病人急诊入院，收住在我管理的外科病房。我想尽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根本没有想过能否把他们救活。我个人毫无能力。

原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决定上海瑞金医院成立全职的严重烧伤医疗小组，以董方中、邝安堃、戴自英等外科与内科教授为核心。董方中教授曾经在二战期间，在美国当总住院医师。他是唯一具有治疗严重烧伤经验的外科主任。医疗小组成立之初，我是唯一的一名住院医师，对严重烧伤知之甚少。我24小时值班，每夜睡病房被服储藏室内一张折叠床。每餐膳食由好心的护士帮我从食堂取回，以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全身烧伤病人，面目全非。我只能根据床头卡上的姓名，来辨认两位病人。刘四小在伤后4天去世。邱财康对我说，他是司炉长，眼力好，能根据钢水花苗的颜色，判断出炉的时间。他要求我把他治好。他很想回到炼钢炉边。家里有位年轻的妻子，2个孩子，一男一女。生离死别之际，我没有让他的妻子进病房探视。难道要在丈夫死后，才让她见到最后的一面？与往常不同。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严重烧伤，我看到了邱财康这个人。他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他病危期间，我守护在他床边，不忍心离开他。确切地说，我的医学生涯在这里开始。

1959年，我坐吉普车，沿太行山，奔赴洛阳。紧接着转辗山西省上党。严重烧伤医疗工作紧张，路途劳顿。然后，经景德镇返回北京。适逢大雨，吉普车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车中睡了一夜，又湿又冷。翌日上午由一辆过路的重型运货卡车把我们那辆小吉普，牵引拖拉出来，上了路。回到北京，我发烧。内科检查发现大量胸腔积液。临床诊断为结核性胸膜类。进一步检查，发现右肺中、下叶塌陷，上叶明显扩张。钡剂支气管造影显示，分支气管蜂窝样病变。当年我24岁，没有想到结核菌潜伏体内10余年，今番卷土重来。住院治疗，得以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