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天阴多云。早上有两个小组要外出巡诊，三位医疗队员，二位藏族向导。两条不同的巡诊路线由区政府安排，沿途事务由向导料理。我们只需要背上那只笨重的木头药箱。卧具塞在马褡子里，厚厚的，分别由两匹马驮着。出发时合在一起，有七匹马，一支小小的马队。估计来回需要七、八天功夫。高原上很静。马蹄声碎，我骑在马背上，不知在想什么。

这一天出巡，在安排方面，可以说一切正常。马的步态平稳，我没有做出让马感到不舒服的动作，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会发生事故。但是，我从马上摔了下来。短短的瞬间。当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时候，屁股坐在地上。我头脑清醒，试着活动两条腿，没有问题。可是左肘关节不能动弹，麻木，不知疼痛。穿着厚重的衣服，不知道有没有开放性伤口。马没有离开我，站得很近。有人找来几根细树枝，用药箱内的绑带把前臂固定好，挂在脖子上。众人把我推上一块大石头，扶我跨上马背。向导告诉我，如果继续前进，先要翻过前方一座大山，估计骑马要走四、五个小时。后续的路比较远，可能傍晚到达到第一站。那边的土围子里没有医务所。我决定撤回狮泉河接受检查和治疗，和医疗队伙伴们分道扬镳了。

骑在马背上，慢步走着，身体免不了要摇幌，左肘关节疼痛发作。退到下一站，藏族干部直率地说，此地离狮泉河远着呢。他干脆给我换上大卡车，可以快一点。向导和我同行。车速比马要快，路面不平，颠簸很厉害。我咬住牙，额头冒着汗。不知经过几个小时，撤回到了另一个站。主人想了一想，说：恰好有一辆吉普停靠着，跑得比大车快。在征得我同意后，司机跑着去试车。好心的人们给我端上两大碗酥油茶，帮我提精神。喝完茶，我不敢再要，估计到狮泉河后，需要上全身麻醉。众人忙了一阵子，扶我上车。向导在后座上。很快上路，下一站直达狮泉河。临别时刻，连声谢谢都没有说。在患难的关头，遇上这么一伙好心的藏族干部和老乡。他们的热情真使我感动。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汉人，他们知道我是医师，从马上摔了下来，仅此而已。

在奔狮泉河的路上，很长一段是“搓板路”。向导问我：要快点，还是慢点？车开得慢，也要上下颠簸。倒不如开快，可以早到，豁出去了。我使劲压住左臂和左肩，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每次较大的颠簸，活像一次电击。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着，痛苦总要过去。看见狮泉河机关大院一排排的土屋，就像到了家。这里也是医疗队的联络站，有几位医疗队员轮换着留在那里整修。夜幕已经落下。阜外医院心内科白医师先测我血压，听诊心脏，很快挂上静脉点滴。没有开放创口。医务所有架X光机，摄片，洗片和读片都由阜外医院放射科李医师一人干。诊断：左肘关节完全性脱臼，没有骨折。处理方案说来简单，全身麻醉下手法复位。狮泉河医务所有一位专职的，常驻的汉族外科医师，他拿主意。

所谓全麻，说的是1950年代初，曾经盛行一时的乙醚面罩吸入麻醉。在诱导期，最初吸入的几口，特别刺激。乙醚浓度逐步加大，其苦难言。说不出话来，欲罢不能。我暗自祷念，“一切要来的，快来吧。”几乎在强制性窒息中昏睡过去。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过半夜。

大家坦诚地告诉我，没有骨科大夫，手法复位不顺利，麻醉也不满意。干体力活的人手倒是不缺，有拉的，有扯的，有呐喊的。

一夥人热热闹闹把这件事办了。没过多久，左上肢肿胀，远端血循环受阻，把石膏锯开了，变成石膏托。肘部上下大片瘀斑，肩部也是。最后效果却很好。一个月后，左肘关节可以活动，没有后遗症。真要感谢那帮哥们儿。

康复需要时间，搓洗换身衣裤有困难。脱下来的内裤裤裆里有一大堆银白色颗粒，圆圆的、胖胖的，鼓鼓的，亮亮的。这小玩意儿从来没有见过。请教同室的放射科李医师。他失声大笑：“这是虱子。”呵，虱子原来这般模样。乍一看，顶逗人的。难怪阿Q要把虱子放在嘴里，咬得噼啪作响。我很好奇，却没有阿Q那股馋劲。可怜那位李医师，我的内衣裤洗涤由他包干，他洗了好些日子。怪不好意思。一个月以后，我解除石膏托。

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我再也想不起来。然而，我能记住，一路上颠波，那些陌生的藏族干部和老乡，他们和我素不相识，是他们把我快速转运到狮泉河。军分区政委特意赶到狮泉河机关大院，来看望我。政委的话很简单，暖暖的。想当年在动乱中的协和医院，曾有一次发生蹠骨撕脱性骨折，我不可能享受今天这等待遇。阿里生活艰苦。在阿里，有友情，有人的感情。这是宝贵的。一个月后，我可以离开狮泉河，骑马重新踏上巡诊之路。那天，太阳格外炫目。放眼望去，蓝天在上，高原雪山，一片白茫茫。愿人世间也能像阿里雪山上的雪那么纯洁，安静，明朗。

骑马外出巡诊的路上（我得意的摄影作品 1971）

2011年8月6日初稿，2015年11月5日修改，2021年2月1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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