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9

（三）

1977年，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返正，改革开放”。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搞现代化建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教育是民族的最根本利      益。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有次会议上，曾宪九教授说：“这是解放以来，做研究的黄金时期”。我们可以听到曾教授发自内心的欢呼。外科代谢实验室遭封闭10年之久，终于恢复生机。主任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外科病房，重新出现在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群体中。他重新回到了病人的身边。

曾宪九教授敏锐地观察到20世纪70年代，危重病医学的发展和ICU 的建设己经在全球范围内呈可观的态势。危重病医学强力地吸引着曾宪九教授的兴趣和注意力，以致在晚年不遗余力地推动ICU的建设。为什么？因为这符合曾教授一贯的学术理念：“把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临床，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极为重要”。他认为ICU是实践这种理念的合适的临床基地。

要建立一项新的专业，首先要选合适的人才。我不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生，按通俗的说法，并非嫡系子弟。我没有经过住院医师的正规培训。曾教授并没有因此嫌弃我。教授在我困惑的心中，引发新的启示，犹如早春的夜雨，“润物细无声”。然而，当初我不理解为什么曾教授就外科若干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问题，给我个体化的，优惠的教学待遇。

曾教授终于下决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建设现代化ICU。1979年，他推荐我去法国巴黎第五大学进修两年。临行前，他一再嘱咐我要重视学习危重病医学的系统理论，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同时，争取获得临床进修的合法资格。

1981年，我曾陪同法国访华医学代表团回国，乘机向曾宪九教授作了简单汇报。教授认为技术操作要熟悉，重要的是要了解某些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临床之后，产生了哪些概念的更新。为什么血流动力学两大定律由Starling和Shoemaker制定，为什么序贯性多器官功能衰竭由Tilney等人发现，并衍生“触发机制”的假设，而我国没有人提出设想？目前，法国人关注的是哪些问题。

1981年，我留法期满问国。曾宪九教授抓紧时机，1982年创建外科ICU。1984年，按国际理念和先进模式，北京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第一家综合性ICU（8张床位）。他亲自为新成立的临床学科命名为“加强医疗科”。

（四）

曾教授深受Moore的影响。故事可以追溯到1942年11月28日在美国波斯顿，一家夜总会发生大火，烧伤死亡429人。大量病人涌入麻省总院（MGH）。一般外科医师热衷于用切痂植皮手术，治疗烧伤。Morre是医院的住院医师。面对所收治的114名烧伤病人，他觉察到烧伤后机体反应的复杂性。因此，他在Cope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和Cope共同探索烧伤引发的病理生理学改变，5年之久。1959年出版《外科病人的代谢治疗》一书（Metabolic Care of the Surgical Patient）是Moore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在1942年参加夜总会大火的救援工作以来，思想的转变。

宪九教授深受鼓舞，把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实验室的水与电解质平衡和营养代谢的研究，及时纳入外科病人机体反应的整体框架。他的研究工作恰好为今后危重病医学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曾宪九教授的人格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医学的科学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磨励，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在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特殊历史背景中，在北京协和医院见到了曾教授。曾宪九教授的人格影响着我人生志向的确立。已经丢失的时光只能勤奋实干加以弥补。矢之不渝，永不服输。曾教援的教导激发我的想象力和追求医学奥秘的好奇心。曾宪九教授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引路人。

就这样，我选择了危重病医学。         

2021-10-9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