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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昌教授]:我选择了危重病医学(1/2)
2021年10月21日 事件●关注, 学会动态 暂无评论

2021-9-29

(一)

人有内在性兴趣。社会及教育环境可以影响兴趣的选择,从有志于学到而立之年,是选择兴趣并确立志向的关键性15年。1947年我进原震旦大学医学院。学医之初,我对生理学感兴趣。因此,我喜欢内科学。

然而,在医院实习,我选择了外科学。实习不过2-3个月,我去哥本哈根。回国后,我被分配留母校,做外科住院医师。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双手操作技巧。对解剖学不感兴趣。长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为。出乎意料,

错误的选择,竟给我一次非寻常的机遇。知识的领域为我敞开了大门。

1958年,大跃进,炼钢厂力争超产,生产线上的炼钢工人全身严重烧伤。尚无救治成动的先例。原上海第二医学院党委决定立全职的烧伤医疗小组,以董方中、邝安堃、戴自英等外、内科教授为核心。小组成立之初,我是唯一的一名住院医师。与几位老师们朝夕相处,接受他们直接的教导,获益匪浅。

全身严重烧伤早期,血管内的溶液以惊人的速度,向组织间隙渗出,需要快速输入血浆和生理盐水。尤其在最初24-96小时,输液量之大,出乎想象。通常输液不足以弥补血浆丢失量,多数死于烧伤早期休克。但是,烧伤后严重感染引起感染性休克的临床表现迥然不同临床判断和临床治疗取决于对两种不同类型休克的病理生理学的理解。

1958-1962年,收治成批的严重烧伤,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前所未知的信息。教授们针对临床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讲解和分析。严重烧伤后机体反应,引起我强力的兴趣。从此,我注意到“外科不只是一把刀”。我选择治疗严重烧伤成为我终身的事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立下志向,要走好自己选择的路,必将经受磨励。

(二)

1962年我奉调参加军事医学代表团,赴越南。任务结束回国。某天我值夜班。支部书记通知我,接卫生部调令,要我早日赴北京报到。另有任命,今后不再做临床医师了。这是党委的决定。我理应服从。到了北京,卫生部对外联络司司长亲自告诉我,没有对我发出调令。经核查,所谓对外援助计划,早在两年前撤销。当年调令是发给医学院基础部的。一气之下,我不愿再回上海。

西汉思想家刘安写了“塞翁失马”的故事。老人有匹马走失了。他说:“此何遽不为福乎?”过了几个月,那匹马带着胡人的良马回来了。“福之为祸,祸之为福,化不可及,深不可测也”。事物有两面性,可以转化。我选择了北京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跨进宫殿式建筑,我不知是否能被北京协和医院所接受。过了几个月,我奉命参加医疗队,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期满回国,文革已经发动。曾宪九教授靠边站,下乡务农。记得1964年。我进北京协和医院之时,履历上职称是烧伤科主治医师。严重烧伤病人住院,按不成文的规定,概归我收治。单干,没有助手。用异体皮与自体皮混合移植,分阶段复盖裸露的创面,耗费时日。文革时期,出于无奈,我请骨科姚岱医师或者整形外科宋儒耀老人家,临时搭档。严重烧伤病人不进入大外科手术室,被指定在地窨子门诊小手术室内。烧伤病房小小的单干户,暂时占用核医学科一片办公室。有浴盆专供病人多次浸浴冲洗。如果长期和基本外科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严重烧伤的治疗将停滞在重复性手工操作,显然,既不合理,也无法持久。

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受审查,不上手术台,在门诊和急诊轮番上班。到了文革后期,曾宪九教授返回北京。他不再去打扫厕所,整天看门诊。此时,我才真正的见到了曾教授。            

某一天,在回外科办公室的走廊上,曾主任问我“胃溃疡可以内科治疗。为什么还要外科医师做手术?”。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有手术适应证”。主任意不在此。他接着追问。幸好我在上海工作期间,曾读过 Zimmermann 写的《外科生理学》书中3-4篇。此时尚能答上几句话来。       

过了几天,主任递给我一本薄薄的单印本,题目忘了。作者是Dragsted 。书很旧,纸页泛黄。作者重点讨论从局部切除胃溃疡,演进到胃底部大部切除,以至同时切除幽门窦部等不同手术方式的生理学依据。作者写出思考、推理与分析的过程,探索合理的治疗。Descarte的方法论也以逻辑为基础。Dragsted 不是法国人。科学家的哲学有着共性。

过了几周,我把书还给主任。他的话盒子打开了:“你知道吗?外科郎中的老师是理发匠,只治皮肤表浅的毛病。后来,他们给病人锯大腿,把全身捆绑,不上麻醉。打开肚子,不那么简单了,要肌肉放松,更要求无菌技术。开胸,更难。会发生纵膈搏动,肺塌陷等问题。气管内插管,想通过插管把空气送进肺里去。“休克”什么意思?说是“毒血症”,毒是什么?二次大战,打仗了,才知道首先要补充血容量。外科手术的适应证也扩大了”。主任要回外科系办公室去。他停顿一下,说:“外科发展,靠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科医师不是理发匠”。我记住了。

曾主任喜欢和我谈论外科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问题。他耐性倾听我的叙述,我因此没有顾忌。另有一天,主任若有所思,突然问我:“现在,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生活就是这么奇妙。在峥嵘岁月狂热的喧嚣中,我的老师在冷静中思索着外科的发展。曾主任上下索求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国内拥有水平相等的外科谢实验室,很可能只此一家。曾教授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外科实验室是“临床基础研究”型实验室。目的在于改进治疗,推进医学的发展。创建伊始,外科实验室就着手用火焰光度计,探测病人在手术前、后水与电解质平衡紊乱,从而降低病死率。到了“文革”,实验室被迫中断工作,成了外科斗私批修的会场。但是,曾教授没有停止思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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