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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昌教授]:1980年,我在巴黎Ambroise-Pare医院学习
2018年10月23日 事件●关注, 学会动态 暂无评论

1980年,我在巴黎Ambroise-Pare医院学习

2012年8月15日

Ambroise-Pare画像)

说起Ambroise-Pare,首先需要重温法国医学的一段历史。法国曾经把医生称为barber surgeon(“理发匠医生”)。Ambroise-Pare根据战地治疗伤员的经验,摒弃截肢后用烧红的热铁烙创面的老办法,采用由Galen首创的结扎动脉止血,有效地减少出血性休克的死亡率。他想方设法摘除伤员体内的子弹。对战伤外科学作出重要贡献。Ambroise-Pare纠正了锴误的社会舆论,被尊为现代外科学创始者之一。显然,他深受当代医学科学的局限性,产生一些疑惑。1538年,他不无遗憾地说:“我为伤员处理创伤,上帝把他们治愈”(Je le pansai, Dieu le guérit [I bandaged him and God healed him]),拉丁文的箴言是"medicus curat, natura sanat" 

1980年,我对巴黎的教学医院多了一些认识。第二年,我申请转入Ambroise-Pare医院,并非单纯地表示我对外科医学大师Ambroise-Pare的敬仰。我获悉该医院的心脏科在法国享有盛誉,时任科主任是欧洲心脏学会主席。Ambroise-Pare医院心导管室,并不宽敞,日程排得满满的。收治病人多,病房工作繁忙。发表的论文质量好,被引用率高。对我学习血流动力学更为有利。

(心导管检查室)

(病房工作)

(放射科医师做冠状动脉造影)

也许因为我是中国第一批公派进修生,要进入临床工作,必须到法国卫生部、移民局、劳工部去办理手续,递上我的“监护人”L. Leger教授的介绍信,表明没有移民意向。几个衙门很分散,总算经过顺利。Ambroise-Pare医院座落在举世闻名的Rolland-Garros网球场附近,离大学城远了点。贴邻有一家森林公园,盛开郁金香,色彩缤纷,环境幽美。(注:多年后我才知道Rolland-Garros网球场是Boulogne森林公园的一部分)。

各家教学医院保持着自己的风格。Ambroise-Pare医院建筑现代化,没有古典历史沉淀的痕迹。工作节奏紧凑。女性着装很注意自己的职业身份。她们步态轻盈,身姿挺拔,有观赏性。男性医生们领带衬衫,穿上工作服,颇有风度。巴黎人平时说话,语句短,语速快。高声谈话或大声叫唤,被认为不文明。医院工作秩序井然。现代化建筑必然有现代化的物业管理的支持。我进入教学医院首先要适应环境,学习行为准则。

 时值1980年,不少法国人依然认为中国人皮肤是黄色的,眯着一对细眼睛,颧颚隆起。初到医院不久,好奇者问我,为什么我的皮肤不是黄色的。我的眼睛可以睁得和法国人一般大,脸上能长出胡子,尽管不如他们那么浓密。有位女性主治医师 F 知道我从大学城到郊区上班,要赶一段路程,愿意开车前来接我。我好高兴。我私下暗忖,F是否想近距离观察我这样一类稀有物种。此后,每天旱晨在约定的时间,在大学城对面的Parc Monsouris 公园大门前,总有一辆小轿车开来,在我面前停下。“你好”,F从驾驶座上,侧着身,伸手过来,帮我打开车门。

F医师长得比我高,鼻子稍嫌宽大。巴黎女人的发音和语腔和男人不一样,在句尾喜欢加拖音。F断断续续讲些科里的人缘关系,帮我熟悉周边环境。她说,负责导管组的主治医师,满脸大胡子,修理很细致,虎视耽耽,像一头雄狮。F说得不错。人不可貌相,这位老兄心倒是好的。那年我们北京协和医院方圻教授访法期间来院参观,就由那位大胡子出面接待。我在场。

F医师还能给科里众多人物勾画形象。故事并无惊奇之处,娓娓说来,颇有生趣。她有位男朋友,是画家,曾经举办几场个人画展,有点名声。他们同居多年,没有结婚。F带着我学习,平息了我初到异国他乡时的紧张情绪,和男性主治医师带教就是不一样。有几位女性住院医师和护士,给我很多关照,有效缓解了我的精神压力。

面对日常工作,我不免有剑拔弩张之时。一位比利时的年轻进修医师,欺我低能。不时语出不逊,近乎训斥。我忍无可忍,冷冷地回敬他:“Oui, mon capitaine”,轻声加上一句尾语:“Merde”(他娘的!)。学会粗俗地骂人,大有必要。在场的法国大夫提醒他,要对我客气些。该发脾气的时候,就发脾气。老子不是好惹的。我哪来胆量在医院里骂人?说来并不复杂。1、我是自卫反击,骂人得讲究方式和时机;2、我冲着那个比利时小子。他也是外来人。你若犯我,我必犯你;3、科里女性医师和护士待我很好;4、我在法国的“监护人”是Leger教授,是法国医学界泰斗级人物。

我也曾经狼狈不堪。有一天上午病房巡诊后,F主治医师要我为当天新住院的病人写一份入院病历,按规矩要24小时内完成。我感到一阵子短暂性脑缺血。所谓新住院病人,往往是医院的老顾客。老病历厚厚一大本。首先要阅读每次出院记录,然后一大套犹如协和医院当年的大病历,但写上病史,入院体格检查、入院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依据,就够了。我结结巴巴写到下班的人们己经离开,才把这份病历放在F办公室的写字台上。脱下工作服,直奔公交车站,已到末班车的时刻。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好心的司机把车停在我身边,开门,招呼我上车。然后,我急忙跳上地铁,可以回大学城我的宿舍。车厢内只有我一人,痛快地吐了口气。 

我不曾意料,几个月后,在一家中餐馆午餐,F告诉我,她被科主任炒了鱿鱼。我问:“主任说些什么?”。“他只说了一句,谢谢你多年来的合作,明天起你不必来上斑。就这么简单”,她神情黯然。几天后,一位从美国进修归来不久的主治医师,搬来好几只纸箱的书籍和资料,进驻离职的F的办公室。在巴黎教学医院内部,在法国医师之间竞争也很激烈。

总的说来,在A-P医院工作,是我在巴黎学习专业最有收获的一年,为我回国后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我对那家医院的医师和护士怀有友好的记忆和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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