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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昌教授]:1972年西藏阿里的故事(5/6)
2017年10月06日 事件●关注, 学会动态 暂无评论

1972年西藏阿里的故事(5/6)

北京协和医院 陈德昌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2016, 2 (3): 218-222

chendechang

从马上摔下來

晨起,天阴多云。早上有两个小组要外出巡诊,三位医疗队员,二位藏族向导。两条不同的巡回路线由区政府安排,沿途事务由向导料理,我们只需要背上那只笨重的木头药箱。卧具塞在马褡子里,厚厚的,分别由两匹马驮着。出发时合在一起,有七匹马,一支小小的马队。估计来回需要七、八天功夫。高原上很静,马蹄声零乱碎杂,骑在马背上的我说不清楚在想些什么。

这一天出巡,在安排方面可以说一切正常。马的步态平稳,我没有在马背上做出让马感到不舒服的动作,也没有任何征兆预示会发生事故。然而,短短的瞬间我就从马上摔了下来。当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时候,屁股已经坐在地上。我头脑清醒,试着活动两条腿,没有问题。可是左肘关节不能动弹,麻木,不知疼痛。穿着厚重的衣服,也不知道有没有开放性伤口。马没有离开我,站得很近。有人找来几根瘦瘦的树条,用药箱内的绑带把前臂固定好,挂在脖子上。众人把我推上一块大石头,扶我跨上马背。向导告诉我,如果继续前进,先要翻过前方一个大山坡,估计骑马要走四、五个小时。后续的路比较远,可能傍晚能到达到第一站,那边的土围子里没有医务所。我决定撤回狮泉河接受检查和治疗,和另一小组的伙伴们分道扬镳了。

骑在马背上,慢步走着,身体免不了要摇晃,左肘关节疼痛发作。退到下一站,藏族干部直率地说,此地离獅泉河远着呢。他干脆给我换上大卡车,可以快一点。向导和我同行。车速比马要快,路面不平,颠簸很厉害。我咬住牙,额头冒着汗。不知经过几个小时,撤回到了另一个站。主人想了一想,表示恰好有一辆小吉普停靠着,跑得比大车快,摇晃得少点。在征得我同意后,司机跑着去试车。好心的人们给我端上两大碗酥油茶,帮我提精神。喝完茶,我不敢再要,估计到狮泉河后,需要上全身麻醉。众人忙了一阵子,扶我上车,向导在后座上。很快上路,下一站直达狮泉河。临别时刻,连声谢谢都没有说。在患难的关头,遇上这么一伙好心的藏族干部和老乡,他们的热情真使我感动。他们中间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汉人,他们只知道我是大夫,从马上摔了下来,仅此而已。

在奔狮泉河的路上,很长一段是"搓板路"。向导问我:要快点,还是慢点?车开得慢,也要上下颠簸。倒不如开快,可以早到,豁出去了。我使劲压住左臂和左肩,把牙齿咬得紧紧的。每次较大的颠簸,活像一次电击。唯一的念头,就是想着,痛苦总要过去。看见狮泉河机关大院一排排的土屋,就像到了家。这里也是医疗队的联络站,有几位医疗队员轮换着留在那里整修。夜幕已经落下,阜外医院心内科白大夫先给我量血压,听诊心脏,很快挂上静脉点滴。没有开放性创口。医务所有架X光机,摄片,洗片和读片都由阜外医院放射科李大夫一人操作。诊断:左肘关节完全性脱臼,没有骨折。处理方案说来简单,全身麻醉下手法复位。狮泉河医务所有一位专职的,常驻的汉族外科大夫,他是大拿。

所谓全麻,说的是1950年代初,曾经盛行一时的乙醚面罩吸入麻醉。在诱导期,最初吸入的几口乙醚,特别刺激。乙醚浓度逐步加大,说不出话来,其苦难言。我暗自祷念,"一切要来的,快来吧。"几乎在强制性窒息中昏睡过去。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已过半夜。大家坦诚地告诉我,没有骨科大夫,手法复位很困难,麻醉也不满意。干体力活的人手倒是不缺,有拉的,有扯的,有呐喊的。大家热热闹闹把这件事办了。没过多久,左上肢肿胀,远端血循环受阻,把石膏锯开了,变成石膏托。肘部上下大片瘀斑,肩部也是,最后效果却很好。一个月后,左肘关节可以活动且没有后遗症,真要感谢那帮哥们。

康复需要时间,要搓洗换身衣裤有困难。脱下来的内裤裤裆里有一大堆银白色颗粒,圆圆的、胖胖的、鼓鼓的、亮亮的,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小玩意儿。请教同室的放射科李大夫。他失声大笑:"这是虱子!"呵,虱子原来这般模样,乍一看挺逗人的。难怪阿Q要把虱子放在嘴里,咬得噼啪作响。我很好奇,却没有阿Q那股馋劲。可怜那位李大夫,我的内衣裤洗涤由他包干,洗了好些日子,怪不好意思。一个月以后,我脱去了石膏托。

怎么从马上摔下来的,我再也想不起来。然而,我能记住,在陌生的路上,那些陌生的藏族干部和老乡,他们和我素不相识,是他们把我快速转运到狮泉河。军分区政委特意赶到狮泉河机关大院来看望我。政委的话很简单,暖暖的。想当年在文革动乱的协和医院,我不可能享受这等待遇。阿里生活艰苦,但在阿里,有友情,有人情,这是宝贵的。一个月后,我可以离开狮泉河,骑马重新踏上巡诊之路。那天,太阳格外炫目。放眼望去,高原雪山,一片白茫茫。愿人世间也能像阿里雪山上的雪那么纯洁,安静,明朗。

一位向导一匹马

此次巡诊,我和藏族翻译T搭档。他是向导,巡诊路线和准备工作做得有板有眼,说汉语很流利。他脸带微笑,隐隐地透出一缕淡淡的狡黠。他喜欢穿方格子红色衬衫,褪下羊皮大袍右侧衣袖,把它塞进腰带,这种服装款式显出他与众不同的帅气,他不是干部。据介绍,他早年曾被派往北京民族学院学习。西藏平叛后,因为家庭关系,不可能当干部。又因为他的人缘好,留在区里做些杂务。医疗队员骑马外出巡诊,大部分时间在马背上。连续几个小时的颠簸,肩胛骨似乎将失去肌肉的支持,会自行解脱下来。颈项部,整个脊柱,特别是腰部酸痛难忍,费劲地扛住那颗沉重的脑袋。对饥渴感觉的耐受性考验着骑马人的体力,这无疑是一种磨练。

高原上日照时间延长。当我们走出藏族牧民的帐蓬,准备回区政府的时候,天色还亮。向导告诉我,翻过一个山头,离区政府所在地就不远了。我在阿里生活久了,对"不远了"这类口头禅能有更确切的理解。上坡斜度缓和,踏上山脊之顶,暮色渐渐降临。下坡很陡,满山坡的碎石,山谷很深。为减轻马的负重,T翻身下马,在我身后步行。我对自己双腿缺乏信心,没有勇气下马行走。我全神贯注,设法维持身体的平衡,防止从前面掀翻下来。下坡时可以感到马的前蹄强劲有力,能轻巧地避开大的石块,踏着不规则的碎步,寻找可以通行的缝隙,缓缓下山。

行至半山腰,无意中回顾身后,T不见了。我孤单单的一个人,身处荒山乱石之中,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路。迷路的恐惧顿时使我毛骨悚然,我让马横了过来,停止前进,在马背上坐稳了,睁大眼睛搜索,终于捕捉到T的身影。远远望去,约摸我中指那么大。他牵着马,在高高的山脊上。天哪,他并没有顺着坡下山,却与山脊取平行的方向,从容不迫地走着,好像他原来就是单身独行。这不越走越远了吗?什么时候分道扬镳的?我不曾察觉。此时挺直身子喊叫,我能听到空谷中的回音。但是T没有应答。叫天、天应,人不应。T似乎把我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我想爬坡而上,向他靠拢。马不肯,钉在地上似的一动不动。

应对突然事件,人的本能可以产生两种反应:逃避或者抗争。短暂的惶恐过后,我被深深地激怒,拨转马头,继续顺坡下山。我竭力保持平衡,免得滚下山去摔断了骨头。终于到达谷底,道路比较宽,算得上双行线。我略微松了一口气,此时月亮正从山脊背后爬上来。前方山谷越来越宽,越来越明亮,身后山谷拐弯深处显得阴森。我骑马走在道的中央,小心翼翼注视着道的两旁。我设想,此刻最大的威胁莫过于半路杀出一群恶狼,对人和马发起有组织的攻击。汉族干部曾经多次跟我讲狼群的故事,糟糕的是我没有带上手枪。我只能握紧手电筒,希望晃动的灯光,或许能产生阻吓的作用。

月光洒满大地,那么透明,那么清彻。高原恰似铺上一层水银,那种液体金属折射出奇特的反光,冷冷的。空气似乎停止流动,凝固在晶体里。周围出奇的寂静,没有音乐,没有贝多芬的月光曲。清晰的马蹄声平稳而有规律,像起搏器那样刺激着我的心脏。我预感如果马蹄声停了,我的心脏也将骤然停止搏动。

行至三岔路口。一条道向左,沿着绵连的山峦而延伸。另一条道向右,地势起伏,但视野开阔。我迷失了方问。道地的北京人,走到哪里都能辨出东西南北。但是,我出生在上海,绝对没有这种能耐,走路只认左或右。我不知道阿里的边境线是与尼泊尔还是与印度为界。眼下我身处何方?我会误越国境,闯入邻国的管辖地区吗?我只能凭直觉转向右方。

我以手中的缰绳对马发出指令。马向前走着,不时以大鼻孔喘粗气,表示无奈的埋怨。他的反抗是温和的,只要缰绳稍有松懈,马就自动转向左边。再次强化指令,马回到我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来。不多久,马又恢复自主行动。如此奇妙的作用与反作用,走出一条左右摆动的曲折路线。我颇感别扭,没有能力使马就范。不得马心,我恐怕再也找不到区政府的所在地。这是匹倔强的马,在默默的忍耐中,偶尔宣示潜在的彪悍。全身毛色发青,散在斑块带黑色,在月光下十分显眼。马与我同行己数日,唯有到此关节时光,我才第一次认真地把马打量一番。

我把自身的安全托付给那匹不听使唤的马。他选择了左边的大道。不知走了多长的时间。清彻的月光下,坑坑洼洼的大路上,我看到了辎重卡车留下的轮胎痕迹。是谁家的卡车?己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不远处,传来狗群的吠声。然后是散在的暗淡的光亮、时隐时现。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我绕着土垒围墙,巡视一周。几条顽皮的狗飞奔而来,在马的前后蹦跳着,这的确是我熟悉的区政府。

我在后门下马。从马背上卸下马鞍和毛毯子,几乎精疲力竭。大青马伸了伸颈脖子,把脸转向着我。月光下,他的大眼睛特别亮,似乎想跟我说些什么。一股热流闪电般击中了我。我抱住大青马的头,他的耳朵在弹跳着,还有那粗糙的鬃毛。大青马把我从荒山旷野带了回来。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后来才知道大青马的好伙伴是原区委书记。可惜区委书记被批斗,调走了,留下他心爱的马。在大青马的心目中,区委书记是不能被替代的。大青马感到孤独。我默默祷念希望那位区委书记能回来,大青马能重新找到他的伙伴。我轻轻拍打着大青马长长的颈部。我想信总会有这么一天。是的,总会有这么一天。

在西藏阿里高原的辽阔地域,很可能迷路。然而,医疗队队员外出巡诊,有识途的向导陪同,迷了路,毕竟罕见。区里的藏族干部见我黑夜单骑归来,显然很吃惊。我简短地讲了事情的经过。他提了二、三个问题,急步走出屋去。不一会,五、六条黑影翻身上马,背上枪,一片嘈杂的马蹄声中,冲出土围子大门。似乎过了很长很长时间,院子里静静的,不见马队回来。房间的厚门帘轻轻被掀起,"队长,您回来啦。我找您大半天。您到哪里去了?"他就是向导T,还是满脸奇怪的微笑。好聪明的提问!我坐着,不起身,眼睛直盯着他。"我正找您,大声叫您。您听不见吧。"T退出,他很知趣。我不知道他如何向区里的领导交代,我也不过问此事。过了一段时日,我再也没有见到T的身影。

我在阿里生活半年多了。我相信周围的藏族老乡,他们都是真诚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他们心态平静,不像文革骚乱中的北京人那么狂躁。他们把我看成他们需要的人,是他们帮助我重建自信。我讲的这段故事、情节简单,无惊险之处。尽管如此,一位颇能赢得我好感的藏族向导,深夜把我撇在荒山丛岭之中。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看见他外露的表情,看不见他内在的思想。表情在光亮下,思想在阴暗处。中间有一道门,关闭着。粗心地观看,是精干的向导偶然在工作中有点小小的疏忽。但是,那匹倔强的大青马,不听从我的指挥,固执地按他的判断行事,把我带回区政府。马没有欺骗我。如果没有识途老马,我越往前走,将偏离区政府大院越远。在蛮荒的高原上,没有远程呼叫系统,没有野外独立生活的经验,我将陷入"隐蔽的陷井",西藏平叛己经十多年了。今天当我拿起笔写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把深深埋藏着的记忆挖掘出来。我静静地思考着,那天迷路的深夜,月光洒满大地,那么透明,那么清彻,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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