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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昌教授]:1972年西藏阿里的故事(3/6)
2017年10月04日 事件●关注, 学会动态 暂无评论

1972年西藏阿里的故事(3/6)

北京协和医院 陈德昌

中华重症医学电子杂志, 2016, 2 (2): 141-144

chendechang

静静的狮泉河

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南疆,沿着天山南麓、塔克拉马干北侧,取中间的那条通道,经过阿克苏、库尔勒,向西奔喀什,抵达叶城,跨过界山达坂就进入了西藏。由此转折南下,直达阿里地区的狮泉河。这里也称后藏,是西藏的最西部。当年路况实在太差,这段婉延曲折的路程走了整整一个月。途中分段在几个兵站留宿过夜,使大家有时间逐步适应高原气候。

狮泉河是阿里地区的"政治中心",也称"狮泉河镇",是地区的行政办事机构所在地,也是地区行政干部的宿舍。有几排平房,土墙,有门和窗,还有电灯。那个年代,在阿里,见不到楼房。狮泉河大院藏汉两族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大家很注意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生活不像在自己家乡那么随便。汉族干部单身,不带家眷。藏族干部的妻子若怀有身孕,必然返回拉萨。毕竟阿里缺氧更为严重,也没有合格的产科医生。

大院深处有一架发电机,哒哒作响,几辆解放牌卡车,不时拉煤上山。我无法估计需要消耗多少汽油,才能把这么一堆煤运上山来,而这一堆煤又能在狮泉河机关大院里燃烧多久。灯光微弱而孤单,显示着本地区已进入20世纪。邮局把我们和家联系在一起,思念和倾诉全部呈现在那么几片薄纸上的字里行间。

大院有土围子,算是简单的防御工事,但已经残缺不全。在当年分赴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中,唯独阿里医疗队外出巡诊需要佩枪。在狮泉河,我生平第一次接受射击训练,不知道枪是个什么玩意儿。持枪瞄准时手总是把握不住,扣动扳机,枪声响起,着实把自己吓了一跳。我的成绩糟糕透顶,射出去的子弹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到达狮泉河,稍事休息,行李大包也没打开,就动身去地委机关所在地。听了地委书记讲话,得知任务与第一批医疗队有所不同。外出巡诊,要把点设在两个县里,要开展手术和培训工作。医疗队将兵分两路。一路去日土县,据悉海拔3500米。另一路去措勤县,海拔4500米以上。初到狮泉河的那段日子里,我不能大声出气,说话必须多次停顿,采用短句。我很着急却又很无奈。多年来体格检查显示,我右肺中叶和下叶塌陷,肺不张,肺活量受限,不适宜在高原缺氧环境中生存。文革打乱了我的日常生活,意外地赐给我一次来阿里的机会。我身为队长,要兼顾两个小分队将先去日土县,下半年去措勤。

狮泉河大院有医务所,有病房、手术室、药房、X光检查室等。更重要的是有一位汉族专职大夫,他是我在阿里遇到的唯一的一位常驻大夫。阿里幅员辽阔,牧民居住非常分散,几乎见不到有藏族老乡上门求诊,即便他们患有多种慢性病,自己也不曾觉察到。只有急腹症或者创伤,才迫使他们向县级或者下辖的区级卫生所要求医疗援助,但又往往找不到大夫。

狮泉河大院的医务所,离当地老百姓太远了。地委书记讲话称,要把医疗队下移到县,就是要我们更接近住在帐蓬里的牧民。对我来说,这必须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方式。平日里我在大城市医院学习到的那套知识,有的可能用不上。如果要处理大病或急病,或许会感到很棘手,我为此而犯难。阿里需要的是合格的全科大夫,并且建立起一套适合阿里地区的医疗服务体系。但在文革年代,没有人考虑这些问题。

每次骑马外出巡诊,需要带上一只木制药箱,木箱容积小,只能摆上几种基本药物,几卷绷带。我走到牧民的帐蓬里去,做些基本的体格检查,留下一些他们需要的药物。在帐蓬里过夜,大家在一起喝酥油茶,老乡们也都很高兴。人们需要医疗服务,也需要情感上的亲近。如果连汉族人的人影也见不着,彼此之间没有接触,怎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第一次出诊

我们是第二批赴阿里医疗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医学院联合组成。医科院派出协和医院和阜外医院两小分队,包括基础外科,妇产科、心内科、口腔科,放射科等大夫以及检验科技术人员、男女护士等。与阿里当地分散的医务所里单干的大夫相比,我们有更多的优势。医疗队是一个团队按照阿里地委领导的意见,把医疗队分设两个点,下移到日土县和措勤县,医疗服务更接近牧民的帐蓬。必要时可以调集有关专科的大夫和护士,在县或者县下辖的某个小区医务所做手术。总体来看,医疗队的力量显得单薄。但是能保持灵活的机动性,不失为有趣的实践。

从狮泉河抵达日土县,我第一次把北京离家前结结实实捆绑的偌大行李包,一下子抖落开来。忙着布置新的生活环境。喘息未停,得知某家牧民患急病,要求出诊,我决定即日启程。据说要翻山越岭,不宜乘坐吉普车,因为太容易发生故障,也没有远程呼叫系统。为保证安全,县里委派两位藏族向导N和Z,N兼任翻译,还特意为我选一匹好马。我把睡具塞进马褡子里,由Z的坐骑驮着,为的是让我轻装上马。

N把马牵了过来,我攀鞍而上。虽说马比较矮小,我踩着马蹬硬是上不去,还需Z托我一把。然后N把缰绳交给我。阿里的马老是低着头,没有城市广场上那些历史名将雕像的坐骑、那种昂首阔步的气概。我第一次跨上马背,前后左右顿失依靠。马上的我像笨拙的木偶人,我自己尚且满意,毕竟只经过一次实习训练。

强烈的日照逐渐消退,夜色降临。己经越过几起几伏的山坡,离目的地尚有距离。N说要加快步伐。我的马紧跟着其他两匹,小步跑动。周围的景物简单地重复着。我免不了带上几分害怕。第一次马背上的出诊还算顺利,直等到下马的时刻,双侧臀部传来一阵热辣辣的灼痛,水泡磨破,湿漉漉地一大片粘在内裤上。持续几小时骑马的强迫姿势,下地后两条腿僵硬而不听使唤,一瘸一拐,煞是狠狈。

到了才发现其实没有发生急病情况,是来人传话有误。这里只有五顶帐蓬,藏族乡亲们很快围拢来,他们难得有机会见到汉人。他们好奇地听我说汉语,看我做简单的体格检查。最靠近我的总是一群高矮不一的小孩,黝黑的脸上嵌着一对乌亮的眼珠,毫无顾忌地盯着我,叽叽喳喳不停地说着什么。儿童的语言正因为听不懂,更像是苍天撒下的音乐。世界上,孩子是无邪的,夜色朦胧中,我看着他们,从心底里祝愿他们长大后,阿里会变得更好。

因为长途骑马劳累,夜里我睡得很深。第二天早起,我进入邻近的帐蓬,走访老乡家。用牦牛的毛编织的帐蓬,简单得不能简单了。帐蓬里,生活的贫困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和藏族老乡们面对面,我感到舒坦,不拘谨。酥油茶、微笑是阿里被普遍接受的语言,不需要翻译。臀部的磨损使我不能席地而坐。我检来一大块石头,左、右半侧臀部可以交替就坐,轮换悬空。尽管无法暴露晾干,但可以减少创面受压。

我们必须在午前上马,返回日土县大院。N是行动的指挥。我和N之间没有语言障碍。他的汉语水平和办事能力,无一不表示他曾在汉语干部学校受过正规培训。在返回的路上,N和Z打破了来时的沉默,两人谈得很多,音调逐步提高。因为听不懂藏语,我不好意思过多穿插,这番热烈的对话成为伴随此行的背景音乐。

这次出诊,算不上是医疗服务。然而,这是我第一次在藏族牧民帐蓬里过夜,第一次和阿里牧民近距离接触,听到他们说活,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我像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我国有这么一大片辽阔的西部地区以及在那里生活着的藏族农牧民们,长期被阻隔在我的视野之外。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羞愧,我仿佛悟出了一点道理。来阿里,首先需要改变我自己。

已是傍晚八点多钟,阿里地区的日照犹似北京夏季下午五点钟光景。远处传来一阵阵狗的狂吠声,可以看到日土县的土围子,几个小小的人影一字排开。能听到小分队伙伴们的呼唤,感觉十分亲切。我轻提缰绳,纵马向前。马领会我的意思,开始奔跑。出于自发的反射,我随着马的节奏,双脚顶着马蹬,蹦跳着。这一切竟发生得如此突然,狂喜使我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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